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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凿齿论陈寿 (2）- 惟蜀为略

除了上篇所论的曲笔之失以外，陈寿于《三国志》的第二个弊病在于过于简略，特别是《蜀书》。历代学者对《三国志》叙事“失在于略”几无异词，北宋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安石评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：“三国可喜事甚多，悉为陈寿所坏”。

自清代以来，不时有人为陈寿辩护，以为简略正是寿书高明所在，其实不尽然。寿书之简略，有过略之嫌。寿书无“志”、“表”已是严重不足，其记事更多见有事件而无发生时间，有时间亦常是模糊的岁、月，极少精确到日，或者记事前后矛盾、自相抵牾。清李慈铭评论说：“承祚固称良史，然其意务简洁，故裁制有馀，文采不足。当时人物，不减秦汉之际，乃子长《史记》，声色百倍，承祚此书，黯然无华，范蔚宗《后汉书》较为胜矣。”（《越缦堂读书记⋅三国志》）晚近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则论曰：“陈寿《三国志》字字锤炼，过求简净，若无裴松之的注解，史实几至不明。”（《史料与史学⋅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》）批评应当说是切中肯綮的。

仅举赵云之死一例。云为蜀汉上将、三国第一流人物，而寿书对云之死期竟语焉不详：《云传》记载其建兴“七年卒”，而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上《后出师表》已提到了 “丧赵云”等七十馀将，后东吴诸葛恪著论北伐时亦言及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”，可证《后表》确然存在。陈寿与其父两代仕于蜀，对赵云之死及亮表即使无亲闻，求证又何难，何至作此错乱记录！

陈寿在《蜀志⋅后主传》评中辩解说：“又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，是以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。”但就在此《后主传》中，却分明载有“景耀元年，史官言景星见，于是大赦，改年。”故刘知幾在《史通⋅曲笔》篇已诘问之：“案黄气见于秭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，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，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而书？”清彭孙贻更直指曰：“三国史惟蜀为略，寿归咎亮不设史官，按寿本传为观阁令史，观阁之官即史官也，无史官何以为观阁令史？”（《茗香堂史论》卷一《三国志》）

这里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寿书之“失在于略”，在《魏书》虽也有表现，如曹操军国之饶起于枣祗，成于任峻，而祗竟无传，但从总体上看，略莫过于《蜀书》，或如彭孙贻所言，“惟蜀为略”。据今人统计，《三国志》原文总为36.6万字，其中《蜀书》不过5.8万字，仅为《魏书》22万字的四分之一强、《吴书》10.3万字之太半。陈寿曾仕蜀为观阁令史、秘书郎，于故国之史简略如此，怎能不令人叹惋！

据宋人笔记，王安石即因不满《三国志》之过略，而有重修三国史之意。如唐庚《三国杂事序》云：“往时欧阳文忠公作《五代史》，王荆公曰：‘五代之事无足采者，此何足烦公。三国可喜事甚多，悉为陈寿所坏，可更为之。’公然其言，竟不暇作也。惜哉！”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、邵博《闻见后录》、徐度《却扫编》、周密《齐东野语》等也都记录了荆公建议东坡重作三国书而后者“辞不敢当”之事。而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亦记录：“东坡尝谓刘壮舆曰：‘《三国志》注中好事甚多，道原欲修之而不果，君不可辞也。’壮舆曰：‘端明何不为之？’东坡曰：‘某虽工于语言，也不是当行家。’”欧、王、苏在当时及后世皆极负盛名，其见解如此，亦可见《三国志》之过略，不容置疑。而略莫过于《蜀书》，正是“为陈寿所坏”题中之义。

即以诸葛亮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为例，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，《后主传》的记载是：“三年春三月，丞相亮南征四郡，四郡皆平。”《亮传》的记载是：“三年春，亮率众南征，其秋悉平。”如此而已。而《汉晋春秋》的记载则多达二百馀字，不仅概略地记载了“七纵七擒”、“攻心为上”的战事，而且记述了丞相亮“以夷制夷”、求得夷汉粗安的战略思维。尽管“七纵七擒”被后世诸多读书人所怀疑乃至轻薄，但在唐代大军事家李靖答太宗问时，却实实在在的被作为“正兵”的例证（见佚文第31条“史补”）。

建兴六年诸葛亮北伐前上表即《后出师表》，《三国志》竟阙如，赖《汉晋春秋》得以传世（见佚文第34条）。建兴七年孙权称帝，汉吴约盟，《后主传》只有十五字，《亮传》无交代，而《汉晋春秋》不惜以三百馀字，记载了诸葛亮面对“议者”的反对，从三国关系和汉吴结盟大局出发，分析结盟与绝交的利害，诱导“议者”应权通变，弘思远益，从而实现了遣使“庆权正号”的过程，读之令人心悦诚服（见佚文第34条）。而建兴九年诸葛亮复出祁山，建兴十二年五丈原交兵，《汉晋春秋》的记载皆《三国志》所无，这已如上述。

毋庸讳言，陈寿在《亮传》中确实倾注了对诸葛亮的无限崇敬、景仰之情，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，《亮传》仍不免有过略之笔，“诸葛公一身事功”并未得到充分展现。“七擒七纵”之故实、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之民谚、《后出师表》之名篇等等，皆赖《汉晋春秋》得以流传。东坡所谓“《三国志》注中好事甚多”，在《汉晋春秋》寥寥佚文中已得到了很好体现。